做老师的要有一点阅读的耐心

香港的一位媒体人在他的《疯狂教育》里讲，大工业思维的学校教育模式在今天依然相当猖狂，大工业思维的特征就是效率崇拜，“谋财害命”，谋纳税人的财，害学生学习的命。而我觉得，我们现在推行的教育教学模式是另一种“谋才害命”，谋杀了我们这些人原有的才华，使我们原本还有的那一点点想法和激情慢慢地泯灭了。我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学生，束缚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在我们框定的思维模式框架里运作，更可怕的是这种方式慢慢地弱化了我们这些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的能力，慢慢的限制了这些语文教师对课堂的认识，导致的是我们教师对文本的浅表阅读。从学生学的角度来看，因为教师的浅表阅读，浅表教学，必然导致学生的浅表学习——沉浸在题海里，瞄准在考试上。

语文教师现在很少有耐心去读文本，甚至于连教参也懒得去翻，有的甚至懒得百度一下，我在一个网络社区里就遇到这样一位语文教研员，动不动就向大家提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个词怎么解释。我问他为什么不查阅工具书，为什么不百度，他很率真地回答，我很懒。也许他是调侃，但调侃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他真实的一面在里面？

黄玉峰老师的语文课，基本上是以“讲授法”为主的，讲授法原本就是最为基本的教学法，但要讲好是要功底的。我们从黄老师的课上，不仅可以看到他丰富的文史知识背景，教学中他不仅把庄子的论著中与《秋水》贴近文本都引入了课堂，提供给学生了。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总是娴熟地将被我们这些语文人渐渐丢弃的“小学”之学引入具体的教学，不断地从字词的源头来给学生解说文本中的具体的字词，帮助他们理解具体的词语在文本中的实际含义。当学生明白了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放在这里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他们不就渐渐地养成刨根究底的思维习惯吗？有了这样的习惯，所谓的问题意识，所谓的创新精神也就有了可能。

黄玉峰先生对有关典故倒背如流，信手捏来，但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他是立足于生活现场，用生活语言来解读的。他用他的方式践行杜威教育既生活的理念。我一直主张课堂要关注生活，关注当下的生活，关注学生的生活，关注未来的生活，回观已有的生活。但在实际的教学生涯中我们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本是读书人。我们总是埋怨我们的学生不读书，可我们连教材都不读，凭什么叫学生读。

我们都清楚，语文教学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语文老师既要有大视野，又要有慢功夫。文本的解读就如品茶，不是用大杯子牛饮，“工夫茶”讲究一道一道的程序，不同的茶叶要用不同的茶具，还要考虑不同的水温，甚至还要选择不同的喝法。想要领略不同茶的不同口味需要慢慢的品，急不得。文本本身总是有它自身的指向性的，作为教师，我们总要对其没在的意蕴弄明白个八九不离十。所谓“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是人生的阅历不同，对文本的解读不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远离文本本身的意蕴肆意解读。要贴近文本本意，需要的是功夫，要沉下来慢慢读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读。

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自古以来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离开了文本的教学是不存在的，教材需要我们用心去读，别人的解读替代不了我们的思考。我上一篇课文会花几天的功夫对文本反复阅读它，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问，一篇课文总会提出二十、三十个问题，然后去看教参，上网收索相关文献，努力解决自己的疑惑，寻找对自己思考的问题的某种支撑，当我带着对这许多问题的思考走进课堂，是不用担心招架不下的。

一个好的语文老师是会有意识地进行还原性阅读的，教材的选文往往是经过编写者的删节修改的，有了删节与修改，自然也就改变了作者的本意，尤其是那些板块式结构的教材，为了突出某个版块的意图，多少总会对原文动点手脚。备课的时候要尽可能的把原文找出来比对一下，尤其是外国人的作品更要尽可能地将原文找来看一下，当然最好还要看原著，而不是译本。可惜的是我们的外语水平太差，没有多少能够读原著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习惯了以讹传讹。

现在的学生不像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他们是网络社会的土著，我们充其量只是移民。网络的信息是海量的，许多知识我们不懂，他们懂。因而，反哺现象在今天的学生身上显得更为明显，但我们这些教师依然毫无察觉，依然习惯于管控，依然无视学生学习的发生，更不要说激发他们的创意了。

语文老师，多少总得读一点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更要读教育经典，社会学经典，哲学经典。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典籍，以及《民主主义与教育》、《康德论教育》、《乌合之众》，《脑中之轮》，《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等。如果我们读了《乌合之众》就会警觉自己可能出现的群体性无意识，也可能对当下的社会生态有比较理智的认知。许多情况下，我们就会守住做人应有的底线。

在这么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阅读几本名家的精品，感受他们的人性，体会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思考，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