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的目光，无尽的心酸，等待“学籍号”的“外人”们

5月19日一早，几十名学生家长找到朝阳区教委，现在正是北京市小学和初中招生报名时间，类似的场景在多个区县教委出现。因为难以衔接的“学籍号”问题，一些非北京户籍学生家长越发焦虑。

来到朝阳区的几十名家长中，有人虽已成功办理“五证”，但仍无法办理子女“小升初”的借读证，只因为他们的孩子曾就读的“小学”，是没有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它们不能给学生提供“学籍”。

多家关注打工子弟教育的社会组织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全北京大约有5万到6万没有学籍的打工子弟小学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电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主要负责人，但对方婉拒了采访要求。

朝阳区教委社会办学管理所要求这些家长回原居住地办理学籍，但最近新施行的中小学生终身“一人一号”的统一学籍政策，却又成为回原籍办学籍的屏障，“学校不能给他们办学籍了，除非省教育厅下发一个特殊政策。”一位接待在京打工子弟家长的校长说。

北京原籍“学籍”都难办

“听说可能辍学，孩子这几天饭都不想吃了”，甘肃天水籍的外来打工者刘森说。他的儿子在北京市朝阳区绿源学校升到了六年级，马上面临“小升初”。

当他按照教委要求准备好“五证”后，刘森仍没办下孩子的借读证，原因是他的孩子没有学籍号。绿源学校没有办学资质，无法为学生办理学籍。

整个绿源学校有160名六年级学生，而在朝阳区，没有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共19所。

5月15日，朝阳区教委社管所给这19所学校校长统一开了会，要求校长向家长传达一份通知，通知里写道：全国已建立统一学籍管理制度，每名学生都要有唯一的学籍号，籍随人走，终身不变。但自办学校因办学不达标，未能获得办学许可证，因此“包括学生学籍建立等各项工作都不能纳入正常审核办理程序”。通知要求家长回户籍所在地，“及时完成学籍信息采集并为孩子办理学籍号”。

会上还要求校长签署一份承诺书：如果学校不能与家长签订知情确认书，导致学生不能办理学籍而使学生权益受损以及引发的问题由学校负责。当时，“多位校长没签这份承诺书”，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说。

刘森孩子的户籍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汪川镇刘沟村，刘沟村小学的校长刘连生告诉记者，刘森的孩子错过了统一申办学籍的时间，“学籍从6周岁上一年级时申办，但他已经转学好几年了”。对此刘连生爱莫能助。

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到省教育厅去问问，看有没有特殊的照顾政策”。在朝阳区教委社管所的通知中写道：“根据教育部指示精神，各地将受理返乡子女学籍办理事宜”。但刘连生表示还没接到具体通知。

5月19日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教委社管所答应给部分学生开一份转学证明，“因学校不能提供全国统一学籍号，请转回原籍就读”，证明盖着打工子弟学校和朝阳区教委社管所公章。

刘森马上把这份证明快递回了天水，刘连生答应拿证明去教委问问。“但是恐怕不行。”他说。

谁为学籍负责？

谁来给这些学生办理学籍号？

今年5月6日修订的《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新生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学校应当在新学期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为其建立学籍档案。

“现在的问题是打工子弟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不被政府部门认可，不具备办学资质，是不合法的。但这个不合法不是由办学者造成的，而是因为对教育资源的保障不够造成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不管什么样学校的学生都应该有学籍，学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学生辍学，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如此，一个学生离开户籍所在地去读书，就应该有对接。”熊说。

事实上，按照国务院于2001年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打工者流动聚集的大城市，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这个接收农民工子女的“两个为主”政策，在近年来已在各地陆续实行。

2003年，北京有61.4％ 的流动儿童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30.8％ 的流动儿童就读于公办学校。2004年，上海市大部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都依赖于民工子弟学校解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教育系统得到的数据显示，北京公办小学中的非京籍农民工子女可能已超过24万；而一些教育问题NGO估算，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还约有10万左右学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郭宇宽的调研显示，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一共36万人，其中流动儿童占所有儿童的比例为40％，小学一二年级更是超过50％。打工子弟学校已成为公办学校的补充。

和北京不同的是，“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全部有办学资质”，熊丙奇说。而北京仍有60多所“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现实情况下，应该结合这些学校的办学状况，认可他们的学籍，不能以不认可学籍变相关闭这些学校。”熊说。

“按照《义务教育法》第12条，应该是北京市为这些学生办理学籍号”，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袁连生说。该条规定具体是——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学籍改革乐与痛

统一学籍管理自2013年9月推出，旨在为学生就读信息提供真实数据，从而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是什么使得北京和户籍所在地同时丧失了提供学籍办理服务的主动性？

沈金花等无资质学校的校长们在2013年11月就开始多次到政府部门沟通，但始终无果。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义务”性，教育经费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如果我回到户籍所在地上学，是不是应该带着一份教育经费回去？”郭宇宽说。他介绍，我国的教科文卫经费，大多以户籍人口为口径分配，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增加了学生并不意味着就增加了经费。

这是因为，目前学校经费来源“最主要的还是事业编制经费”，郭宇宽介绍，学生已经外出流动了，但教师编制却不能流动，有教师编制即意味着有主要的教育经费保障，“比如一些西部地区，已经没有那么多学生，但还是要养那么多教师。”郭宇宽说。

北师大经管学院教授袁连生介绍，如果全国实现了统一学籍管理，那么以往的生均公用经费发放方式完全可以更加精准。据其介绍，这项经费由地级市教育主管部门发放，“以往的统计很乱，恐怕连户籍都不准确”。

袁连生介绍，统一学籍管理后，精准的学籍人数可以为经费拨付提供明确的参照指标，“但这项经费很少，一个学生一学年只有大概1000块钱”。郭宇宽说，其调研显示，上海市小学生的财政补贴标准已达到2万元/人/年。

这项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哪怕具备了精确统计的学籍基础，仍无法成为各个地方争夺学生的动力来源。

不过，在教育改革推进过程中，统一学籍管理仍被认为是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软性基础。郭宇宽说，现行义务教育财政缺乏足够清晰透明的拨付依据。据不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统一学籍信息全国联网后，各省已发现中小学学生人数与以往统计有较大差距。

“本来我们一直呼吁以此来跟踪学生的学籍、学费，但现在看来，还要进一步整体改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比如全省财政统筹，所有地方的学费标准一致等，学生从A地流出来，就可以把‘学费’带到B地”，熊丙奇说。

北京的形势略显焦灼。5月25日，北京“小升初”系统将关闭，“届时朝阳1000多名小学毕业生，可能既无法在北京上学，在老家也上不了学籍。”沈金花说。

对刘森这些家长来说，避免孩子辍学的唯一希望，就是教育部出台一个“照顾政策”，来弥补统一学籍政策中的“断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