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鼓励非户籍常住人口以社保换教育

最近正值“幼升小”，北京市昌平区一些非本地户籍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没法在北京上学了，因为他们不符合昌平4月30日下发的《昌平区非京籍“五证”审核标准》，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明显在提高。不仅昌平如此，东城、丰台等区也是如此，要求孩子父母的居住与工作都在本区。

相对宽松的上海，近几年也在收紧政策。2014年，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还只需要提供父母一方满2年及以上的《临时居住证》和有效的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的灵活就业登记证明。到2015年，《临时居住证》要求持满3年，就业证明要满2年。2016年，除《临时居住证》满3年外，就业证明也需要满3年。

所谓五证是指适龄儿童父母就业证明、居住证明等，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均有相应要求，但内容有一定区别。这些要求中有一些相当过分，如深圳市的“五证”中要求适龄儿童有计划生育证明，而计划生育从来就不应该是限制子女入学的前置条件。除此以外，要求在本市就业、缴纳社保还不算太离谱，毕竟要享受本市的福利，就要承担一些义务，大家都能理解。

但政策分解到区县、乡镇一级，就变得离谱了。比如要求在本区(甚至本镇)就业的，北京通州，基本是一个“睡城”，居住在这里的人，工作往往在北京市区。而深圳要求有住所证明，往往演变成拥有房产或者额外缴纳针对房租的税收。北京亦庄更要求学生家长必须在学校片区工作3年以上。

这些离谱的措施大大提高了适龄儿童的入学门槛，对在京漂泊的外地人，尤其是那些在昌平、通州居住而在西城、朝阳上班的人来说，他们要么放弃目前的体面工作，要么让自己的孩子离开父母回老家上学。更大的挑战在于，他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做出决定。

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城市声称教育资源紧张。因为随着城市常住人口的扩张，教育资源却没有相应增加配置，大城市的小学都是人满为患。同时，也因为京沪等地正在提高低端外地劳动力留下来的成本，北京昌平、上海青浦宣称他们正在降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比重，不让他们的子女上学显然是一条不错的路子。

但教育资源真的紧张吗？以上海为例，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高峰是1993年的116.7万人，这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户籍人口的子女。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点53.33万人，下降超过50%。按照1993年的小学学生容量，非户籍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根本不成问题。

从2007年开始，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开始反弹，逐年上升到2012年76.04万人，仍仅为高峰时的65%，多出来的20多万，基本上是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到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中45%是非本地户籍人口。相反如果不是非本地户籍人口填补了这一空缺，上海的教师很多要失业。

那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到底有没有资格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抛开义务教育是法定权利、教育公平等无须多辩的道理，单论非本地户籍人口对城市做的贡献，城市也应该接纳外地人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2012年在上海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共计926.93万，其中至少有400万属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即使按照最低缴费标准计算，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当年缴纳的统筹部分养老保险也超过270亿元。

而同年上海市政府为非本地户籍子女所支出的教育成本才不到112亿元，仅为270亿元的四成，这还不算养老金的个人部分实际上也贡献给了上海(上海养老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税收、城市的基础劳动力供给、消费潜力、房价支撑等都离不开非本地户籍人口。

北京、上海在征缴社保的时候，从来都不手软。2013年，北京社保收入同比增长近20%，而北京市企业退休金达3050元每月，位居全国前列。上海在2011年强制非本地户籍人口缴纳社保以后，社保收支扭亏为盈，这全是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缴费增长所致。然而，北京上海通过非本地户籍人口解决了养老危机，却看不到他们在义务教育方面的需求，再三设置门槛，唯恐多让一个孩子读书。占尽好处，却不想付出一点回报，这种政策抑制了绝大多数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缴费热情，他们总是会与用人单位合谋不缴或者少缴社保。

对北京上海来说，要激发这种热情，允许在职职工用社保换教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具体操作时，只需要劳动力提供一年的社保记录，就允许其子女入学，因为其子女要就读小学、初中，家长必然也会在本地工作，这意味着这个城市至少可以获得非本地户籍人口缴纳的6-9年的社保。

儿童与年轻人才是一个城市最大的财富，城市培养下一代无疑也是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人才。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加分项中，子女多要比无子女更有优势，有2名18岁以下的子女要比只有1名的多出5分。京沪广深要成为国际性大都市，还要多向香港学习。